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3W咖啡。他坐下来与年轻人边喝咖啡边聊创业。蜂拥围拢过来的创业者争抢着向总理介绍各自的项目。听到大家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意，总理感叹道：“这里精彩纷呈，什么想法都有！真正知道社会需求的是大众，这正是大众创业的精髓所在。”（资料图）
但凡社会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通常都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与否，就像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转型，又有哪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我以为，它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创造更鲜活的动力。以“双创”为例，它显然能够担当起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乃至重塑主流价值的重任。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形成
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个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存在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健康、教育和培训等。资本投入的问题在于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组即创新。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供给侧动力也包括“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原因。
在这里，创业者、企业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持续、有力地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能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即为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在现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把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要知道，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而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这样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而极少惠及“双创”。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
2015年10月19日，李克强参加全国双创周活动时说，大企业员工和草根创业者通过创新创业都可以成为更多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既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双创”为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有能力的人通过自身奋斗获得上升通道。（资料图）
生态系统改善需要政府改革的深刻介入
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人担心成功率的问题。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期，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是对“大众”说的，而并 不是对成功的“小众”说的。
坦率地讲，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环境，创造条件和机会，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双创”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励创业时，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这时，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以前有过。然而，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表明，鼓励创业并不是权宜之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双创”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具体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对金融业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具有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解决“脱实向虚”问题，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业创新服务。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更为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创业创新成功助力塑造当下主流价值观
“双创”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与之相呼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一个重塑期。
一般认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虽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基本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
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蕴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孕育，创新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动力。由此，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如何具体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国家层面价值观上的“首善”，才有可能贯通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共同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同时，“双创”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做实做强主流价值观。
对于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政府和社会有必要为个体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个体则不能一味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任何时候，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而只有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于“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才可以实现人生目标乃至梦想。在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在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此消彼长，这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量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但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源生动力的创新从萌发到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理力推的“双创”，学者：并非 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3W咖啡。他坐下来与年轻人边喝咖啡边聊创业。蜂拥围拢过来的创业者争抢着向总理介绍各自的项目。听到大家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意，总理感叹道：“这里精彩纷呈，什么想法都有！真正知道社会需求的是大众，这正是大众创业的精髓所在。”（资料图）
但凡社会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通常都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与否，就像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转型，又有哪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我以为，它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创造更鲜活的动力。以“双创”为例，它显然能够担当起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乃至重塑主流价值的重任。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形成
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个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存在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健康、教育和培训等。资本投入的问题在于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组即创新。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供给侧动力也包括“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原因。
在这里，创业者、企业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持续、有力地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能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即为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在现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把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要知道，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而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这样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而极少惠及“双创”。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
2015年10月19日，李克强参加全国双创周活动时说，大企业员工和草根创业者通过创新创业都可以成为更多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既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双创”为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有能力的人通过自身奋斗获得上升通道。（资料图）
生态系统改善需要政府改革的深刻介入
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人担心成功率的问题。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期，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是对“大众”说的，而并 不是对成功的“小众”说的。
坦率地讲，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环境，创造条件和机会，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双创”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励创业时，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这时，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以前有过。然而，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表明，鼓励创业并不是权宜之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双创”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具体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对金融业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具有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解决“脱实向虚”问题，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业创新服务。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更为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创业创新成功助力塑造当下主流价值观
“双创”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与之相呼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一个重塑期。
一般认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虽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基本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
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蕴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孕育，创新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动力。由此，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如何具体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国家层面价值观上的“首善”，才有可能贯通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共同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同时，“双创”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做实做强主流价值观。
对于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政府和社会有必要为个体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个体则不能一味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任何时候，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而只有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于“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才可以实现人生目标乃至梦想。在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在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此消彼长，这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量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但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源生动力的创新从萌发到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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